白巴哈的春天来得迟疑，首到五月，冻土才在午后的阳光里渗出些许潮湿气息。
就是在这样一个泥泞的午后，我遇见了那匹倔马。
它被拴在军马场最角落的木桩上，一身枣红色的毛皮在斜阳里泛着缎子般的光泽。
通信班的哈萨克族战士巴特尔用生硬的汉语说：“它叫大枣，三岁口，性子烈得很。”
像是为了印证这话，大枣突然扬起前蹄，脖颈扭成倔强的弓形，缰绳在木桩上磨出刺耳的声响。
它的眼睛不像其他军马那样温顺，而是带着戈壁狼般的野性，瞳孔里映着雪山的倒影。
“换过七个骑手了。”
巴特尔摇头，“团里说要送走。”
我隔着栅栏看它。
大枣正烦躁地踏着前蹄，溅起的泥点像褐色的星星。
忽然想起大一时在图书馆翻到的《马经》，扉页上写着：“骏马认主，犹如诗人认领自己的命运。”
第一次靠近它是在周末的清晨。
我揣着炊事班讨来的方糖，手掌摊开在它鼻翼前。
大枣喷着响鼻退后，蹄子深深陷进草泥里。
我们僵持了整整一炷香的时间，首到早操的号声惊飞了云雀。
它终于低头嗅了嗅糖块，牙齿擦过我掌心时，留下清凉的黏液。
那个瞬间，我看见它左耳有个小小的缺口，像是被什么利器所伤。
“狼咬的。”
老班长说，“去年冬天巡边时遇上的，这马愣是驮着受伤的通信员跑回来二十里地。”
我开始每天黄昏去看它。
有时带些苜蓿草，有时只是靠在栅栏上读书。
大枣渐渐允许我梳理它鬃毛里的草籽，但每当我要跨上马背，它就会剧烈地颠跳，把我甩进饲草堆里。
第六次被甩下来时，后腰撞上料槽的疼痛让我半天没爬起来。
大枣站在三米外喷着白气，胸膛剧烈起伏。
我望着暮色里它剪影般的轮廓，忽然明白了父亲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时说的话：“你得先学会和它一起摔倒。”
转变发生在某个有月亮的夜晚。
我偷溜进马厩，发现大枣正不安地用前蹄刨地。
顺着它的目光看去，墙角有只冻僵的野兔在抽搐。
我轻轻走过去，用棉手套裹住那只颤抖的小生灵。
把它放进草料房转身时，大枣正静静地看着我。
月光从椽子间隙漏下来，在它瞳孔里凝成两汪温柔的湖泊。
第二天清晨，它没有拒绝我放上马背的薄毯。
当我在它耳边低语“走吧，伙伴”时，大枣打了个响鼻，迈出了稳健的步伐。
我们最初的骑行总绕着营区西侧的白桦林。
林间空地上积着未化的雪，马蹄踏上去发出酥脆的声响。
某天我试着轻夹马腹，大枣突然加速，风把它的鬃毛吹成飘扬的旗。
六月那达慕大会的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检修信号塔。
连里原本要参加赛马的是三班长的黑马，可临赛前三天，黑马却患了肠结。
指导员的目光扫过整装待发的我们，最后落在我身上：“吴有仁，你的大枣试试？”
赛道上挤满了各牧场的良驹。
哈萨克牧人的伊犁马昂首阔步，蒙古族汉子的三河马肌肉虬结。
相比之下，大枣显得过分安静，首到发令枪响的刹那，它像支离弦的箭射了出去。
风声在耳畔呼啸，我伏低身子，听见大枣的呼吸像手风琴般规律。
超过第五匹赛马时，有个弯道几乎要把它甩出去，我下意识勒紧缰绳，大枣却自主调整了步态，蹄子稳稳咬住草皮。
最后三百米的首道上，我们与一匹白马齐头并进。
骑手的吆喝声里，我突然感到大枣全身肌肉绷紧——那是它积蓄全部力量的征兆。
冲线时刻，大枣的脖颈抢先触到红绸。
它带着我继续冲出百米才缓缓停步，汗水和白沫顺着胸脯往下淌。
我跳下马背，把脸埋进它潮湿的鬃毛。
颁奖时，老团长把哈达挂在大枣脖子上：“这马认主。”
他摸着大枣耳根的伤疤，“和你一样，都是白巴哈的孩子。”
那天傍晚，我牵着大枣去巴扬河边饮水。
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在草地上缠绕成奇怪的形状。
它低头啜饮河水，我望着对岸的雪山忽然流泪。
大枣抬起头，用还沾着水珠的嘴唇碰了碰我的脸颊。
夜里我给它加料时，发现食槽边有朵蓝色的勿忘我。
不知是哪个牧民孩子放下的，花瓣上还带着露水。
如今大枣己是营区的功勋马。
每天清晨，它驮着我去检修边境线上的信号塔。
某个有雾的早晨，我们站在七号界碑旁休息，大枣忽然向着东南方发出长长的嘶鸣。
我顺着它的目光望去，只见云层裂开缝隙，阳光如金雨洒向祖国的山河。
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，有些羁绊不需要言语，就像春风认得每株牧草，就像星光永远记得回家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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